? ? ? 從先秦至魏晉，羌人一直生息于隴右地區(qū)。他們是影響隴右政局穩(wěn)定的重要因素，與歷代中原王朝有著頻繁的交往互動。中原王朝專掌羌人事務的民族職官，始于西漢時期設置的護羌校尉。漢末以來東羌與氐人遷徙隴右，曹魏設置東羌校尉治理隴右氐羌，爭取他們對魏軍隴右防御戰(zhàn)的支持。西晉設立秦州后，東羌校尉既履行治理隴右氐羌的基本職能，又涉入秦州地方政治。

　　漢魏之際的東羌與氐人

　　東羌，主要由先秦以來一直居于安定、西河、上郡、北地等郡（大致包括今寧夏東部、陜西和山西北部一帶）的羌人以及河湟西羌東徙邊郡者共同構成。由于沒有出現(xiàn)強有力的羌豪，東羌各部間不相統(tǒng)一。在匈奴統(tǒng)治蒙古草原時，他們從屬于匈奴；匈奴衰落后，東漢朝廷征發(fā)他們?yōu)轵T兵作戰(zhàn)。直到安帝永初二年（公元108年），東羌諸種因響應先零羌叛亂才見載于史籍。此后東羌或與南匈奴、西羌聯(lián)合反叛，或獨舉叛旗、頻發(fā)動亂，使并涼虛耗，朝廷為憂。至靈帝初年，漢廷決心剿滅東羌。建寧元年（公元168年），護羌校尉段熲追剿先零羌，其余部四千落（一落五口）散入漢陽郡。建寧二年（公元169年），段熲又于漢陽大破東羌，謁者馮禪招降東羌余寇四千人，分置于安定、漢陽、隴西三郡。自此，東羌的分布范圍自安定以東，西遷至以隴山、六盤山為中心的漢陽、隴西諸郡。

　　建安（公元196年—220年）后期，割據隴右的馬超、韓遂常招誘東羌與曹操抗衡。據《三國志·魏書》，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，“馬超在漢陽，復因羌、胡為害”。漢陽是東羌盤結之地，馬超誘以為兵的漢陽羌眾當屬東羌。建安十九年（公元214年）夏侯淵復征韓遂，時“長離諸羌多在（韓）遂軍”。“長離諸羌”，以其居地長離川為號。據《水經注·渭水》及《讀史方輿紀要·陜西八·鞏昌府》，長離水所歷廣魏、天水二郡，皆在東漢漢陽郡內。居于長離川、加入韓遂軍的“長離諸羌”，應是東漢后期徙至漢陽郡的東羌余眾。因此，曹操剿滅韓遂、馬超后，尚需設置專門職官領護此地叛降不定的東羌。領護東羌的東羌校尉，始見于曹魏甘露元年（公元256年）東羌校尉鄧艾大破蜀軍于南安、天水兩郡。曹魏的南安、天水二郡，就在東漢安置東羌的漢陽郡內。可見，曹魏時已在隴右正式設置東羌校尉，加強管理。

　　這一時期除東羌外，以隴山、六盤山為中心的地區(qū)也是氐人盤踞之地。漢代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，此地通道隴蜀而控扼噤要。漢魏之際，氐人據地自雄，常跟隨劉備等敵對勢力反叛，不附曹操。這促使曹操多次內徙氐人，以隔斷他們與隴蜀要沖的地理聯(lián)系?！度龂尽の簳酚涊d，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，曹操遷武都氐“五萬余落出居扶風、天水（即漢陽郡）界”，這是氐人入居隴右、關中之始，遷入人口達二十余萬。不久，曹操又命武都太守楊阜“前后徙民、氐”萬余戶于隴右之天水、南安、廣魏郡內。延康元年（公元220年），“武都氐王楊仆率種人內附”，居天水郡。這幾次大規(guī)模北徙，使隴右的天水、南安、廣魏三郡成為氐人分布的主要地區(qū)之一。因此，設置于隴右的東羌校尉在領護東羌的同時，也需兼領雄豪不附、叛降難測的隴右氐人，這與東漢的護烏桓校尉兼管塞外鮮卑的狀況是類似的。

　　東羌校尉的設置與魏、蜀隴右之爭

　　管理隴右的東羌與氐人，固然是曹魏設置東羌校尉的主要目的，但這一時期，魏、蜀激烈爭奪隴右的形勢，也是影響此官建置的重要因素。自曹魏太和二年（公元228年）至青龍二年（公元234年），諸葛亮曾率軍五次北伐，戰(zhàn)略意圖皆在奪取隴右。在對隴右的進攻中，蜀漢注意吸收當?shù)刎登急尤胧褴姟！稘h晉春秋》記載，諸葛亮自言其北伐軍中有“賨、叟、青羌散騎、武騎一千余人”。其后，蜀漢奪取武都、陰平，也有賴于二郡氐羌的降集。

　　諸葛亮死后，蜀漢由出身天水郡、深諳氐羌風俗的姜維主政。他在北伐中，更加重視氐羌部落對隴右戰(zhàn)局的影響，認為若誘使隴右“諸羌、胡以為羽翼”，“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”?！兑娌筷扰f雜記》載，姜維“每出北征，羌、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谷裨軍糧，國賴其資”。可見，征用羌胡兵眾及部落物資以充軍實，是蜀漢北伐的兵員和物資來源之一。面對蜀漢招誘氐羌，大舉進攻隴右的形勢，曹魏亟須加強軍事防御。而盤踞隴右的氐羌部落之向背，正是左右魏軍防御實力的重要因素。因此，曹魏在隴右設置東羌校尉鎮(zhèn)撫氐羌各部，以防止他們加入蜀軍，掣肘魏軍對隴右的軍事防御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曹魏也沿襲蜀漢故計，積極招募氐羌兵，為防御隴右提供兵力支持。出土于今甘肅西和縣的“魏歸義氐侯”“晉歸義羌侯”“晉歸義氐王”三組駝紐金印，真實反映了曹魏、西晉政權通過封賜氐羌部落首領漢制爵號拉攏氐羌的史實。而向羌氐部落首領賜爵封號，以及招募、統(tǒng)率氐羌兵均由東羌校尉負責。甘露元年（公元256年），東羌校尉鄧艾于上邽大破蜀軍。雖然史籍對于此役鄧艾是否統(tǒng)率氐羌兵沒有明確記載，但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曹魏募集五千“羌胡健兒”隨鄧艾伐蜀，為魏軍自陰平小道攻入蜀漢提供了重要的武力支持。這些“羌胡健兒”英勇善戰(zhàn)、熟悉地形，是魏軍的精銳部隊。曹魏將這支精兵授予鄧艾，應與他在擔任東羌校尉時曾率領氐羌兵對蜀作戰(zhàn)有關。

　　秦州之立與東羌校尉涉入隴右政治

　　魏晉遞嬗后，西晉沿置的東羌校尉被賦予了新的歷史使命。這主要體現(xiàn)在西晉于隴右設立秦州，以及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共同管理隴右軍政、民族事務體制的成立。

　　以山川劃分政區(qū)是世界各文明古國的通行原則。隴右獨特的自然地理環(huán)境，為在此設置獨立政區(qū)奠定基礎?！蹲x史方輿紀要·陜西八·鞏昌府》載，隴右“自古用武之國也。……東上秦、隴而雍、岐之肩背疏，南下階、成而梁、益之咽喉壞，西指蘭、會而河、湟之要領舉”，具有很高的軍事戰(zhàn)略價值。周人興起、秦人伐戎、隗囂割據、魏蜀鏖戰(zhàn)都發(fā)生在隴右。但隴右政區(qū)的建立卻頗為坎坷。魏文帝時曾以隴右置秦州，但不久即罷。至泰始五年（公元269年），西晉為防備河隴鮮卑叛亂，以雍州隴右五郡（隴西、天水、南安、略陽、武都）及涼州之金城、梁州之陰平置秦州。河西鮮卑入居河隴，始于曹魏后期鄧艾納鮮卑數(shù)萬置于雍州、涼州之間，與漢民雜居。至西晉初年，河西鮮卑頻發(fā)動亂，大臣傅玄建議在隴右設立秦州，加強管理。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平定河西鮮卑動亂后，河隴局勢日漸穩(wěn)定，西晉設立秦州的初衷已不復存在，遂于太康三年（公元282年）廢罷秦州。

　　秦州被廢后，各屬郡還歸雍、涼、梁三州。其中，隴西、南安、天水、略陽四郡還于雍州，使雍州人口猛增。據《晉書·地理志》載，雍州有戶九萬九千五百，隴西、南安、天水、略陽四郡有戶兩萬五千一百。四郡并入后，雍州人口達十二萬余戶。太康七年（公元286年），又有十余萬匈奴人徙居雍州。迫于人口壓力，朝廷分雍州之隴右復立秦州。至此，秦州成為西晉州級行政區(qū)劃之一。復立后的秦州屬郡發(fā)生變化，涼州金城郡未再并入。《讀史方輿紀要·陜西九·蘭州》載，金城為河西諸郡之最，“介戎、夏之間，居噤喉之地，河西、隴右安危之機，常以金城為消息”。可見泰始年間將金城并入秦州，是為了在自然地形上將整個烏鞘嶺以東地區(qū)納入秦州，防止鮮卑有東西流竄之地。到太康年間，河隴局勢漸趨穩(wěn)定，故金城郡未再并入。

　　秦州復立后，掌管隴右氐羌的東羌校尉被納入秦州地方職官系統(tǒng)，東羌校尉所領府兵也成為秦州重要的軍事力量。關于東羌校尉的領兵數(shù)量，史籍沒有明確記載。但從曾擔任東羌校尉的鄧艾率五千“羌胡健兒”伐蜀來看，東羌校尉領兵在五千左右?！稌x書·職官志》還記載，晉惠帝元康年間，“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，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，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”，管理各民族的校尉官與屬州刺史兼領的制度由此確立。在此制度下，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兼領，這使它在履行管理隴右氐羌職能的同時，進一步涉入隴右地方政治，宣告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共同管理秦州軍政、民族事務體制的成立。

　　東羌校尉與西晉隴右政局

　　西晉前期，河西鮮卑、隴右氐羌的動亂都曾威脅秦州，東羌校尉積極討伐叛亂，維護地區(qū)穩(wěn)定。在泰始五年（公元269年）河西鮮卑動亂方興未艾之際，朝廷以“素有恩信于西方”的胡烈出任秦州刺史兼東羌校尉，旨在依靠他的軍事才能和個人威信，制御“諸胡”，遏止叛亂。泰始六年（公元270年）胡烈戰(zhàn)死后，隴右東羌、鮮卑相繼反叛，嚴重威脅秦州安危。為迅速平叛，朝廷在秦州首次設置都督區(qū)，增強軍事防御。又以名將杜預繼任秦州刺史兼東羌校尉，征討叛亂?！稌x書·杜預傳》載，杜預縝密分析戰(zhàn)勢，認為鮮卑此時馬肥兵壯，不應急于出兵，“宜并力大運，須春進討”。但由于秦州都督石鑒與杜預有“宿憾”，加之二人對進兵時機意見不一，致使在平叛初期秦州陷入都督與東羌校尉的嚴重內斗。在石鑒的彈劾下，杜預被“征詣廷尉”，他提出的“須春進討”鮮卑的良策未能在平定叛亂上發(fā)揮作用。

　　晉惠帝元康年間，西北動亂再度波及秦州?！度A陽國志·后賢志》記載，元康六年（公元296年）秦雍氐羌悉叛，東羌校尉何攀“遣長史楊威討之，違攀指授，失利。征還……”面對隴右、關中氐羌入侵秦州，東羌校尉何攀詳定討叛之策，后派遣校尉府長史楊威依策進討。但楊威在進兵中“違攀指授”，討叛失利，何攀因此征還京師。雖然史籍所見的東羌校尉在征討叛亂時多以失利、被罪征還告終，但他們的積極作為仍證明東羌校尉在協(xié)調中原王朝與隴右各民族關系、維護地區(qū)穩(wěn)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

　　叛亂平定之后，為軍事監(jiān)護新降服的鮮卑、氐羌，朝廷常以名將鎮(zhèn)守秦州，并授以東羌校尉一職，這與此官治理秦州民族事務的職能息息相關。咸寧五年（公元279年），武威太守馬隆率孤軍三千討平持續(xù)十余年的河西鮮卑叛亂。這一近乎奇跡的勝利，為馬隆贏得巨大聲威，“每為邊患”的南虜成奚部不敢作亂。太熙元年（公元290年），朝廷以西平太守馬隆兼領東羌校尉，命他既鎮(zhèn)撫湟中羌人，又監(jiān)管隴右氐羌，穩(wěn)定了河隴的民族形勢?！稌x書·馬隆傳》記載，馬隆擔任東羌校尉十余年，“威信震于隴右”。后有略陽太守嚴舒“密圖代（馬）隆，毀隆年老謬耄，不宜服戎，于是征隆，以舒代鎮(zhèn)”。征還馬隆的命令下達后，隴右氐羌聚結，百姓驚懼。朝廷為安定隴右，命馬隆官復原職。元康九年（公元299年），將軍孟觀率領禁衛(wèi)軍討伐氐帥齊萬年叛亂。《晉書·孟觀傳》載其“身當矢石，大戰(zhàn)十數(shù)，皆破之，生擒萬年”，威懾氐羌各部。平亂后，朝廷即命孟觀轉任東羌校尉，以震懾參與叛亂的隴右氐羌，維護地區(qū)穩(wěn)定。

　　西晉后期，都督雍涼的河間王司馬颙涉足八王之亂，戰(zhàn)火由中央波及隴右，不少河隴士人參與宗王混戰(zhàn)。在這段秦州政局動蕩不安的歷史中，東羌校尉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
　　太安二年（公元303年），河間王司馬颙與長沙王司馬乂爭奪秦州。河間王颙以金城太守游楷、隴西太守韓稚為爪牙，圍攻長沙王乂的黨羽秦州刺史皇甫重。永興二年（公元305年）皇甫重戰(zhàn)敗身死，秦州被河間王颙掌控。河間王颙將秦州刺史授予南陽人張輔，卻對在秦州爭奪戰(zhàn)中頗有功勞的游楷、韓稚等河隴士人酬賞不足，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。在游楷的支持下，東羌校尉韓稚集結校尉府兵討伐張輔，張輔戰(zhàn)敗身死。

　　張輔之死，不僅反映河隴士人對外來勢力的高度警惕和堅決排斥，還與西晉政局演變關系密切。永興二年（公元305年）河間王颙被東海王越擊敗，勢力大衰。河隴士人開始背棄河間王颙，轉投東海王越。如河間王颙敗走長安時，秦國內史賈龕、安定太守賈疋等紛紛“起義討颙”。因此，誅殺張輔、逐河間王颙勢力出秦州，也是河隴士人交好東海王越的有效手段。隨著武威大族賈龕繼任秦州刺史，河隴士人完全掌控秦州刺史與東羌校尉兩職，暫時形成河隴士人獨霸秦州的局面。

　　永嘉元年（公元307年）南陽王模都督雍涼，秦州再度陷入兩股勢力的角逐：以南陽王模為首的宗室勢力，以韓稚、裴苞、貫與為代表的秦州地方官員。另有近在肘腋的涼州張軌一直暗中插手秦州事務，亦是影響秦州政局的關鍵人物。永嘉初年，南陽王模授意張軌率涼州兵討伐東羌校尉韓稚，韓稚迫于兵威不戰(zhàn)而降。借助張軌涼州兵，南陽王模不僅重挫秦州地方武力，還控制了東羌校尉的選任。永嘉五年（公元311年），南陽王模以世子司馬保出任東羌校尉，旨在以此職為管道，將勢力滲入秦州，與刺史裴苞爭奪秦州的控制權。裴苞洞悉南陽王模所圖，堅拒司馬保赴任。南陽王模出兵擊敗裴苞，使司馬保順利就任。借助司馬保東羌校尉一職，南陽王模控制秦州部分地區(qū)，并獲得隴右氐羌歸附，為其后司馬?！叭星刂葜亍钡於ɑA。

　　西晉后期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頻發(fā)爭斗，證明東羌校尉的軍事實力足與秦州刺史抗衡。東羌校尉與秦州刺史立異，將削弱刺史對秦州的控制。但換個角度來看，東羌校尉若與秦州刺史聯(lián)合，有助于強化后者對秦州的掌控。永嘉六年（公元312年），秦州刺史裴苞與東羌校尉貫與“據險斷使”，表明在東羌校尉的支持下，秦州刺史甚至可以形成割據隴右之勢。但由于河西張軌勢力的介入，裴苞據秦州自守的狀態(tài)只維持了較短時間。張軌出兵攻裴苞，裴苞敗走安定郡。兵逐裴苞，不僅為張軌開辟東進隴右的道路，還使他再度染指秦州，鞏固在河隴地區(qū)的霸主地位。

　　總之，魏晉東羌校尉的設立及發(fā)展，與隴右政局關系甚密。魏、蜀隴右之爭，促使曹魏設置此官招附隴右氐羌，爭取他們對隴右防御戰(zhàn)的支持。西晉設立秦州后，東羌校尉在治理隴右氐羌外，進一步涉入秦州地方政治。特別是在西晉后期南陽王模、河隴士人、涼州張軌三方勢力逐鹿河隴，東羌校尉作為秦州的重要武力為各方勢力競相利用，在奪取秦州控制權上發(fā)揮了關鍵作用。西晉以后，東羌校尉逐漸喪失穩(wěn)定建制，僅成漢、后秦偶有設置。南北朝時期，宕昌羌崛起，東羌校尉一職被納入冊封體制，成為南朝授予宕昌國國王的固定官銜，在職官性質上較之魏晉已大異其趣。